梵谷_不只是一個人的故事_Jo van Gogh-Bonger_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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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一共有 四冊日記，斷斷續續寫於 1880–1897 年，也就是從她 17 歲到34歲。原稿現在收藏於 Van Gogh Museum，2019 年由博物館完整數位出版，而且有荷蘭文原文＋英文翻譯＋註釋，可以直接閱讀。Jo Bonger Diaries｜Van Gogh Museum 數位版

她17歲開始寫日記時，當然還不認識 Theo，更不知道未來會和「梵谷」這個名字有任何關係。

所以前面的 Jo 就是一個十九世紀末的荷蘭年輕女性。她會寫自己讀了什麼書、去看什麼戲、聽什麼音樂、聽了什麼講道，也會思考宗教、道德、人生到底應該怎麼過。

Van Gogh Museum 的研究者特別指出，這些早期日記讓我們看到她其實一直在尋找一件事情：怎樣才算把人生好好地活過？

這點很有意思，因為後來她真的遇到一個完全沒預料到的人生。

然後 Theo 出現了

Jo 和 Theo 1889 年4月結婚。那時她26歲。

而且兩人的感情其實相當甜蜜。Theo 在巴黎寫信給還是未婚妻的 Jo 時，有一次朋友正好替他畫了一張正在寫信的速寫。Theo 把畫寄給 Jo；Jo 把它掛在床頭，說這樣每天早晨醒來第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臉。

這種小地方反而讓兩個歷史人物突然變得很真實。

結婚之後，Jo 也開始和 Vincent 通信。1889 年7月，她甚至親自寫信告訴 Vincent：

他們預計冬天會有一個孩子，希望是男孩；如果 Vincent 願意當他的教父，他們想把孩子取名為 Vincent。

所以我們前面講到小 Vincent 的名字，現在從原始書信看，會覺得更有感覺。

可是她真正的人生轉折來得非常快

1889：和 Theo 結婚。
1890年1月：兒子 Vincent Willem 出生。
1890年7月：Vincent 去世。
1891年1月：Theo 去世。

也就是說，不到兩年的婚姻，她一下子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丈夫最親近的哥哥。

她還帶著一個未滿周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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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年 11 月 15 日：她重新拿起日記

Theo 是 1891 年 1 月去世的。Jo 回到荷蘭後，帶著還很小的兒子 Vincent，在 Amsterdam 附近的 Bussum 租下一棟 Villa Helma，並在 5 月 1 日開了一間寄宿家庭（boarding house / pension），靠這個養活自己和孩子。

到了 11 月，她才重新開始寫日記。

她回頭看自己與 Theo 那段短短的婚姻，寫道自己曾經有一年半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但那一切如今像一場美麗的夢。

「我年輕時曾說，我寧願擁有一年完整的幸福，也不要把幸福分散在漫長的一生裡。如今我的願望實現了——我的幸福已經擁有過了，現在剩下的是責任。」

第一個責任，是把她和 Theo 的孩子 Vincent Willem 養大。

第二個責任。

「Theo 還留給我另一項工作——Vincent 的作品」

也就是：

「Vincent 的作品——盡可能讓它們被人看見、被人欣賞；並且把 Theo 和 Vincent 所收藏的珍寶完整地為孩子保存下來——這也是我的工作。」

這時候才只是 1891 年 11 月。

Theo 去世不到一年。

她不是二十年後看到梵谷已經有名了，才說「我要保存這些名畫」。而是在梵谷的歷史地位遠遠還沒有確立的時候，就已經把這件事情定義為自己的 work。

而且她的想法從一開始就包含兩件事：

讓作品出去，被人看見；同時又把重要的東西保存給下一代。

她不是突然變成一個堅強的女強人。

同一篇日記裡，她仍然說自己感到孤單、被遺留下來。只是工作偶爾會帶給她一種平靜。她希望自己至少能保持健康，好好工作、把孩子養大。

三天後，11 月 18 日，她又寫了一件看起來很普通的小事：

她說，這天晚上自己終於又能「工作」了。

搬到 Bussum 的頭半年，光是學會處理最普通的家務，就已經耗盡她的精力。現在寄宿家庭的日常總算慢慢上軌道，白天雖然仍然忙，但晚上終於能重新閱讀、思考和工作。

她開始讀 George Eliot 的傳記。

然後寫完之後，她想到樓上的小 Vincent：

很想上樓看看躺在小床裡的孩子——「我的小天使」。

這種地方真的會讓 Jo 從「藝術史人物」突然變成一個很真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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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 1 月 28 日：Theo 下葬滿一年

Jo 去了 Theo 的墓地。

她在墓前放了玫瑰，陽光正好照在玫瑰上。那讓她想起——他們結婚第二天，Theo 也曾送給她一朵那樣的玫瑰。

她寫自己非常疲憊，疲憊於所有需要操心、需要思考的事情，未來也讓她感到沉重。

外面正在刮著猛烈的風。

她說自己反而很高興外面也在暴風之中，因為：

外面的風暴，就像她心裡的風暴。

可是下一句，畫面突然變了：

孩子正溫暖、安全地躺在小床裡。

於是她開始對已經去世的 Theo 說話：

她會好好照顧他們的孩子，會用自己全部的力量照顧他；當自己的力量不夠時，想到 Theo，就會幫助她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說「Jo 重新站起來」，其實不是很精確。

她並沒有先走出悲傷，才開始做事。

比較像是：

她一邊悲傷，一邊開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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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到了 1892 年 3 月，事情開始變了

3 月 6 日，Jo 寫道，這幾天只要一有空，她就把自己埋進 Vincent 寫給 Theo 的信裡。

這時候她開始真正深入閱讀這兩兄弟幾十年累積下來的通信。

而 Van Gogh Museum 對這段日記的整理提到，她讀著讀著，深深感受到 Vincent 和 Theo 之間那種細膩、溫柔、充滿愛，而且彼此理解的關係；看到 Vincent 有時因為依賴弟弟而感到不安，她甚至會讀到流淚。

這一點很有意思。

Jo 原本認識的是自己的丈夫 Theo，也認識 Vincent。

但是到了 Theo 死後，她透過這些信，才開始看到一個她以前不可能完整看到的世界：

Vincent 眼中的 Theo，
Theo 眼中的 Vincent，
以及兩兄弟之間長年累積的感情。

所以她後來花那麼多年整理這些信，我覺得已經不只是「出版藝術家的史料」。

她其實是在整理丈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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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 年 3 月 25 日，出現了一句非常不一樣的話

就是我們上一則提到的：

“The paintings are on their way now – the ship is at sea.”

「畫已經上路了——船已經出海。」

1891 年 11 月，她還坐在日記前寫：

「我要讓 Vincent 的作品被看見。」

四個月後：

畫真的出門了。

這就是 Jo 很不簡單的地方。她沒有讓「我要替 Theo 完成這件事」停留在感情或願望上。

她開始聯絡藝術家、評論家、作家，尋找展覽機會；Jan Veth、Jan Toorop、Richard Roland Holst 等人逐漸進入這個推廣網絡。Vincent 的作品開始在 Amsterdam、The Hague、Rotterdam 出現。到了 1892 年 12 月 17 日至 1893 年 2 月 5 日，Amsterdam 的 Kunstzaal Panorama 已經舉辦了一場梵谷遺作展。

所以如果把 1891–1892 濃縮成一條線，我會這樣看：

1891.11
「我的幸福已經有過了，現在剩下責任。」

↓

照顧小 Vincent，經營寄宿家庭養活母子

↓

「Theo 還留給我另一件工作：Vincent 的作品。」

↓

1892.3
開始沉浸閱讀 Vincent 寫給 Theo 的信

↓

1892.3.25
「畫已經上路了。」

↓

1892 年底
Vincent 的作品已經真正進入展覽。

這才是我覺得 Jo 最動人的地方。

她沒有真的「走出」Theo 的死亡。她只是學會帶著這份失去繼續往前走。

事實上到了 1892 年 11 月，她還會在日記裡呼喚 Theo，說自己多麼希望他還在身邊、保護她和孩子，也寫自己仍然那麼悲傷、孤單。

所以我們不能把她的故事寫成「丈夫去世 → Jo 堅強振作 → 成功推廣梵谷」這麼漂亮的一條直線。

她是一面想念 Theo，一面養孩子；一面經營寄宿家庭，一面讀 Vincent 的信；一面覺得孤單，一面把畫送出去。

這樣的 Jo，我反而覺得更了不起。

下一段如果繼續，我很想帶你讀 1892 年她第一次真正開始「推銷」梵谷時遇到的阻力——因為不是她一拿畫出去，大家就說「天才！」，

接下來最有意思的是：她開始真的進入藝術圈，而且事情一點也沒有那麼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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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她其實是在學著接替 Theo

Van Gogh Museum 對 Jo 第四冊日記的整理，用了一個很重要的說法：Jo 開始承擔 Theo 原先扮演的角色。

這並不是說她突然變成藝術商，而是 Theo 生前做的事情——相信 Vincent、替他尋找觀眾、與藝術家和藝術圈的人交往——現在沒有人做了。

Jo 決定自己來。

但她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她不是藝術圈的人。

所以她很清楚，光是自己說「Vincent 很重要」沒有用。她需要找到真正能夠影響藝術界的人。於是她主動接觸作家、藝術評論家、藝術家，希望他們協助辦展覽、舉辦小型藝術欣賞活動，也希望報紙與雜誌開始討論 Vincent。

這時候幾個名字開始出現：

Jan Veth、Joseph Isaäcson、Richard Roland Holst、Jan Toorop、Frederik van Eeden。

他們有人熟悉藝術市場，有人熟悉文學與評論界。Jo 很聰明的一點就是：她不是自己一個人抱著幾百幅畫到處敲門，而是在建立一個「會替 Vincent 說話的人」的圈子。

可是第一個重要幫手 Jan Veth，偏偏跟她處得不太好

Jan Veth 是當時荷蘭重要的畫家與藝評家，Jo 和他的妻子 Anna 很熟。Jo 甚至在日記裡把 Veth 家稱為自己的 「文化中心」——當時許多文學藝術界人士會在那裡聚會。

照理說，這簡直是完美人脈。

可是 Jo 與 Jan Veth 的關係後來變得相當緊張。Van Gogh Museum 在介紹她的日記時也特別點出：1892 年底籌辦 Vincent 遺作展給 Jo 很大的滿足，但她對自己與 Veth 之間緊張的關係非常不愉快。

這讓我覺得 Jo 很不簡單的一點開始出現了：

她需要這些專業人士，但並沒有因此完全把 Vincent 交給他們決定。

她慢慢建立自己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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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她開始瘋狂讀 Vincent 的信

1892 年 3 月 6 日，Jo 在日記裡寫：

“Over the last few days I’ve spent every free moment I’ve had immersed in Vincent’s letters.”

意思就是：

「這幾天，我把所有能找到的空閒時間，都用來沉浸在 Vincent 的書信裡。」

這件事情對她後來推廣 Vincent，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她開始明白：自己手上的畫不是一堆彼此無關的作品。

信裡有 Vincent 為什麼畫農民、為什麼敬仰 Millet、怎麼思考色彩、怎麼看日本藝術、怎麼描述南法、怎麼向 Theo 解釋自己的作品……

她逐漸得到了一樣比「擁有很多梵谷畫作」更重要的東西：

她開始理解 Vincent 的藝術。

所以後來 Jo 能推廣梵谷，並不只是因為她是遺產持有人。她其實花了很長時間學習 Vincent。

3 月 25 日：「畫已經上路了」

接著就是那句很漂亮的：

“The paintings are on their way now – the ship is at sea.”

「畫已經上路了——船已經出海。」

我現在越來越喜歡這句。

因為前面是悲傷、讀信、思考、找人……

到了這裡，終於變成行動。

Vincent 的作品開始離開她在 Bussum 的房子，進入 Amsterdam、The Hague、Rotterdam 等地的藝術圈，被更多人真正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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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892 年底，她已經做到一件很大的事

1892 年 12 月 17 日—1893 年 2 月 5 日，Amsterdam 的 Kunstzaal Panorama 舉辦：

Tentoonstelling der nagelaten werken van Vincent van Gogh
大致就是：「Vincent van Gogh 遺作展」。

Jo 為這場展覽投入了大量工作。

你想想時間：

Theo：1891 年 1 月去世

↓

Jo：帶著一歲孩子，經營 boarding house

↓

1891 年 11 月
「Theo 還留給我另一件工作——Vincent 的作品。」

↓

1892 年 3 月
大量閱讀 Vincent 的信、把畫送出去

↓

1892 年 12 月
Amsterdam 已經出現正式的 Vincent van Gogh 遺作展。

不到兩年。

所以我覺得「重新站起來」現在可以換一個更準確的理解：

她不是先療傷完畢，再開始工作。

她是在工作本身裡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

而她自己在 1892 年 3 月寫了一句很能代表這個階段的話：

“serenity – harmony in all things…”

她希望自己的生活重新得到 serenity（平靜）與 harmony（和諧），甚至括號補了一句——包括收入與支出也要平衡。

一邊是：

Vincent 的藝術、Theo 的遺志、人生的悲傷。

另一邊是：

孩子、寄宿家庭、女傭、收入、支出、今天到底還有沒有時間讀書。

不是什麼浪漫的藝術傳奇，而是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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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會更精彩

因為 Jo 慢慢發現，只辦展覽還不夠。

她需要有人「寫」Vincent。

需要評論家告訴讀者：為什麼這些看起來如此奇怪、粗獷、色彩強烈的畫值得看？

於是 Vincent 的書信開始變成 Jo 手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她最後花了二十多年整理，直到 1914 年才出版。